股票双向资金 毛主席亲信干部：1979年被判刑十三年，逝世时却有十万人沿街送别

2004年5月17日，一辆灵车驶进河南兰考县城。原本预计三十分钟走完的路，走了整整四个小时。

两侧街道，挤着超过十万人，有人端着清水，有人跪在滚烫的沥青路上，额头磕在地上，发出一声声沉响。没人组织，没有文件，全是口口相传。

这辆车里，装着一个含冤二十五年、坐牢十三年的老县长的骨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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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故道上的倔干部

兰考这块地，不好待。

风沙、盐碱、内涝，三样灾害年年轮番来。春天风一起，沙子一夜能把地头埋半截；雨水多了，地下水位抬高，盐碱冒白花，庄稼叶子发黄；雨再多一点，洼地就变水盆。农民从春忙到秋，常常到头来锅底见光。

就是在这样的地方，张钦礼出生了。1927年，兰考南彰镇张庄村，贫苦农家。1943年，他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党活动；1945年，正式入党，随后参军，打仗、挨伤、扛担架，枪林弹雨不是书上四个字，是耳边真实呼啸的声音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被分回地方。一点点从基层往上干，跑公社、管粮食、摸底情。1954年，兰封、考城两县合并，张钦礼出任首任县长，那年他二十七岁。县里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，压在这个年轻人肩上。他的办法只有一个：下乡。不是走走看看那种下，是真蹲在地头，和社员用树枝在土里画排水沟的走向，较真到底。

三年后，全县粮食产量从人均300斤涨到524斤。这个数字，在那个年代，是拿命换来的。

但政治这件事，不总跟着实绩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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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7年，"反右"开始。张钦礼因为公开反对组织部长孙跃堂的不当行为，替两百多名干部说话，被扣上帽子，"降级处分，内部控制使用"。

1958年，更大的风来了。大跃进搞浮夸，他在省级会议上正面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，当场顶牛。结果显而易见——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，送去农村劳动改造。

在改造期间，1960年冬，河南饥荒最严峻的时候，他悄悄进京，找到了周恩来。把兰考、把河南的实情，当面说清楚。中央介入，情况逆转。1961年冬，省委正式为他平反，恢复职务，补发了三年工资1246元。他把钱全部捐给了县里的救灾办公室。

这个细节，后来许多人都记得。

与焦裕禄并肩的一千四百天

1962年12月，焦裕禄从洛阳来了。

他四十二岁，早年革命，多年基层，身上已经有严重的慢性肝病。

兰考那时候连续三年遭灾，1962年的粮食产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一年，许多人家锅底都见光。县委书记这个职位，放在这个时候，接的是个烂摊子。

焦裕禄来了没多久，就把张钦礼这个县委副书记盯上了。分工上，治"三害"的具体事务，交给张钦礼主抓，两人成立了"除三害办公室"。焦裕禄负责县委大局，张钦礼跑地头和公社。一个掌方向，一个跑一线，配合得很默契。

那一年多，两个人带着调查队，行程五千里，跑遍全县大小风口、沙丘、河渠、路基、涵洞，一个一个编号、绘图，最后做出系统的治理规划。焦裕禄肝痛发作，开会时就拿硬物顶着肝部缓一缓，坐的藤椅硬生生顶出了一个窟窿。张钦礼肝没毛病，但他另有一套法子折腾自己——常年骑自行车下乡，把配给他的"六九式"吉普车晾在县委院里，说坐车和群众隔着一层玻璃，不好接近。

1963年秋，大考来了。连下十三天雨，降水量达到250毫米，全县十一万亩秋粮绝收，二十二万亩受灾。焦裕禄和干部们冲出去，张钦礼直接扎进各公社和生产队，哪里堤坝有险情，第二天人就出现在河边。

然而这段并肩的岁月，到1964年5月14日戛然而止。

那一天，焦裕禄在郑州病逝，年仅四十二岁。临终前，他只提了一个要求——把他运回兰考，埋在沙堆上。他说，活着没把沙丘治好，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它治好。

出殡那天，兰考城里城外的群众挤满街道，有人往棺木上伸手，有人直接往墓穴里跳，工作人员好说歹说才把人拉上来。焦裕禄的死，让兰考哭了整整一条街。

焦裕禄去世后，张钦礼主持县委工作。1964年8月，他代表兰考在全省沙区造林会议上作典型发言，讲焦裕禄，讲除"三害"，讲到哽咽，讲到停下来抹眼泪。主持会议的副省长听完当场拍板——好好宣传焦裕禄同志。省委随后作出向焦裕禄学习的决定。

1965年12月17日，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带队来到兰考。此前，记者周原已经和张钦礼谈了一个通宵，两人从下午谈到后半夜，中间不止一次被哭声打断。张钦礼把焦裕禄一件一件地讲，讲那根藤椅，讲那五千里路，讲那座沙丘。穆青后来说，他参加工作28年，第一次被一个故事说哭了。

1966年2月7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长篇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，全国震动。通讯里，有一个名字被明确提及——焦裕禄的"亲密战友"张钦礼。这五个字，此后成了他命运里最沉重的一块石头。

"亲密战友"变"阶下囚"

文化大革命来了，什么都变了。

之前是荣耀，之后就可能是罪状。焦裕禄是毛主席树的旗，围绕这面旗要树谁、砍谁，派系之间撕得很凶。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周化民把张钦礼定为"黑帮头目"、"政治扒手"，每天拉到街上游斗。1967年1月29日，开封军分区出手，张钦礼连同县委七名常委、十个公社党委书记，外加大批群众干部，共1207人全部投入监狱。全县六千多名党员，四千人被开除党籍。焦裕禄纪念馆遭砸毁，馆内书籍付之一炬。

轰然倒塌，只用了几天。

但事情又转了。张钦礼在医院养伤期间，周恩来总理出面了。

总理指示他回去成立革委会，抓革命、促生产。张钦礼重返兰考，担任县革委会主任，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那1207名被关押的干部群众从监狱里放出来，恢复4000多名党员的党籍，把被砸坏的焦裕禄纪念馆重新整修。

此后六年，他主持兰考，干得不差。引黄淤灌出26万亩良田，种植56万亩农桐间作地，建立60个县社工厂，粮食产量从1962年的6000万斤涨到3.2亿斤。1976年，兰考向国家上缴了3000万斤粮，这对一个曾经连年绝收的县来说，是一个很重的数字。

然而1976年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相继去世。张钦礼最后的两把保护伞，一起没了。

政治风向说变就变。1978年10月16日，张钦礼正在引黄灌淤工地上指挥施工，商丘地区中级法院的人来了，把他当场逮捕。

初定罪名是"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"——也就是他主持的引黄灌淤工程。这个罪名找不到任何证据，最后在正式判决时悄然删去，但人，已经进去了。

1979年12月24日，正式判决下来：有期徒刑十三年。

这份判决的荒诞之处，在于连罪名都没统一。商丘地区中院一审定的是"反革命罪"；河南高级法院二审撤销这个定性，改判"煽动打砸抢、迫害干部群众罪"，刑期原封不动，维持十三年。后来张钦礼刑满出狱，监狱给他的释放证上写的罪名，是"文化革命煽动罪"。三份文书，三个说法。

宣判前，他和兰考的干部群众做了告别。临走时，他抬头望了一眼天，看了看围在身边的乡亲，沉声喊了一句"乡亲们，再见了"，然后跟着押送人员走了。

兰考人不认这份罪。从各公社选出三位代表，跟着队伍一路哭到郑州，足足三百里。到监狱门口，看着他往里走，三位代表跪在地上，放声大哭："老县长，您受冤枉了啊！"张钦礼脚步一顿，回过头，往他们那边看了一眼，深深鞠了三个躬，转身进去。

这一幕，之后被人一遍遍讲起。每次讲到这里，听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沉默。

十三年、十万人、一条街

铁窗里的日子，一年一年熬。

高血压、糖尿病，在狱中接连爆发，多次病危。妻子刘秀枝，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工作的老干部，那时在县供销社当差，月工资46元。每个月攒出钱来探监，带去吃的。

每年除夕，她从兰考出发，拎着白面和肉馅赶到监狱，让丈夫吃上亲手包的饺子。有人不断威逼她揭发张钦礼，她的回答只有一句："钦礼是个好党员。"

1986年8月11日，张钦礼在狱中写下生前最后一份申诉书。他写道，商丘地区中院在新刑法实施前两天，匆匆以"反革命罪"给他判刑，河南省高院认为定性不对、改了罪名，却仍维持原判十三年，"这两份判决，都是无视事实根据的枉自动法的判决"。

这份申诉书，没有改变任何结果。

他在狱中度过约十二年，最终以病情为由获准提前出狱。出来之后，第一件事不是在家静养，而是赶回兰考。消息一传开，村民自发围拢，里三层外三层。有人问身体，有人问家里，还有人直接掉眼泪。没人通知，全是自发来的。

出狱后的张钦礼，身体已经大不如前，但讲起焦裕禄，他一点没变。每次有人提起那段历史，他就认真讲，讲那一年多的除害岁月，讲五千里路，讲那根藤椅上的窟窿。他把这件事当成一种责任，说得有人把那段历史说清楚。

2003年底，他查出肺癌，住进郑州医院。兰考人陆陆续续赶来，探病者多达两千余人，许多人拿出积蓄想替他治病，全被拒绝。2004年5月7日，张钦礼病逝，终年七十八岁。距他第一次出任兰考县长，整整过去了五十年。

他留下遗嘱：丧事从简，归葬故土，不给组织和同志添麻烦。

5月13日火化，5月17日，灵车从郑州出发，驶向兰考。

车队刚驶出高速公路兰考出口，眼前的情形让随行的人都愣了——公路两侧，一排排出租车停得整整齐齐，从近处望去，几乎看不到尽头。

兰考县城的出租车司机，听说老县长的骨灰要运回来，自觉停工，全部出来排队迎接。没人组织，靠的是口口相传。

灵车驶入县城，穿过铁路涵洞，前方突然响起锣鼓声。县搬运公司的一群退休工人，自发组成锣鼓队，为老县长开道。鼓点不快，但敲得重，一声一声，压在心口。

南北大街两侧，十多万人涌上街道，挤得水泄不通。有人端着清水，有人端着小葱拌豆腐——清水，是一贫如洗、公道清明的意思；小葱拌豆腐，是两袖清风、一清二白的意思。挽联上写着"农民的好书记，人民不会忘记您"，字体不一定工整，但每一笔都是真的。

韩村一带的乡亲们赶到时，天已经很热，衣服贴在背上，汗如雨下。他们对着灵车上的遗像，大声喊"老县长回来了"，接着跪在滚烫的公路上磕头，额头碰地，发出"咚咚"的声音。旁边的人看着，都忍不住抹眼泪。

灵车里的亲属一边哭，一边向两侧群众作揖。他们原本以为，会有一些人来，没想到会是这样：十里长街，百余辆汽车护送，哭声、喊声、掌声，外加鞭炮声混在一起，吵得厉害，却没有一人嫌乱。

几个年轻小伙子肩上扛着纸箱，嘴里喊着"义务，义务"，一边走一边发冰棍和矿泉水。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自己掏腰包买的，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。走完县城，用了整整四个小时。

组织者后来改变了下葬日期。原因很简单：如果按原定日期在张庄村下葬，全县城都会赶去，张庄只有一千人，根本承受不住。仅仅是县城这一段，已经有十万人以上。

尾声

张钦礼的案子，至今没有正式平反。三份判决书上，三种罪名，互相矛盾，没有一份被官方正式撤销。历史留下了它习惯留下的东西：模糊、沉默，和一道等待被填写的空白。

但兰考人给出了他们的答案。不是文件，不是判决，是那个五月的下午，十万人自发站在街边，端着清水和小葱豆腐，等一辆灵车经过。

有人这样说焦裕禄和张钦礼：两个人走的路不同，结局也不同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——心里装着人民，唯独没给自己留下多少位置。

焦裕禄在1964年长眠于兰考沙丘下，张钦礼在2004年归葬张庄村的黄土里。两处墓地相隔几十里，中间隔着村庄、公路、麦田，也隔着四十年的风云变幻。

对兰考人来说股票双向资金，只要提起那段治理"三害"的历史，这两个名字就会一起被说起，一个都少不了。